近日，新京报记者对此事件发生的背景进行了深度调查，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呈现在眼前。

从报道看，钟祥部分高考学生家长，喊出“不让作弊就没法公平”，这种是非观和价值观完全颠倒的口号，居然能够轻易地“吼”出来，并成为封堵和追打监考老师的理由。而且，在管理严格的“高考”中，异地来监考的老师还没到现场，就收到诸多“网开一面”的请托和“定当重谢”的短信，保密在这里就是一片浮云。这背后，究竟是谁让作弊者们轻易得到各种信息，并“知己知彼”？

应该说，这些“乱象”，都与当地为维护教育品牌形象，保护“教育招牌”“教育品牌”“教育名牌”，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当地居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作弊“代理”公司，形成进考场窃卷、答题、无线电传输以及介绍客户和收费等“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这种不问“是非”，只问“利益”的生意的存在和盛行，暴露的一是价值观的问题，二是违法成本与获利不成比例的问题。在人们不将作弊视为羞耻，反将其作为一种谋利工具，而且因此受处罚的人数和力度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做出了自然的向下选择。

而且，抓到作弊的人，没收了手机还让其再继续考，在考场打人不过“拘留三五天”，而被省考试院亮黄牌的糟糕考场秩序，居然没有人因此受到处理。这对作弊的人们，无疑是一种逆向的鼓励。

这些不可思议，连成这样一条逻辑线——在一个视考试经济为主要竞争力的城市，很多行为扭曲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并由此催生产业链条，以至造成“作弊正常，不作弊就吃亏”的公众心理逆差。这种种乱象，也就一点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