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国民权力意识的增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和升学考试的问题也逐渐被社会所关注。通过多年的努力，劳务输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依然有不少农民工子女在诸如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还无法上公办学校，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更为突出的问题，则是所有在劳务输入地上学的孩子，均不能在劳务输入地参加高考，只能回原籍参加高考。而因为各地所学、所考内容存在差异，目前高考制度对他们构成了明显的不利。

　　之所以造成这一问题，就因为目前高考制度所人为制造的“高考割据”现象。

　　中国的大学招生，并非完全按照考生成绩在全国排队，而是先将各校招生名额分配到每个地区，在这个名额分配过程中，教育越发达的地区，越是便宜占尽，考生更容易上名校、上大学，从而导致甲地成绩好的学生上不了名校，而乙地成绩差的学生却能上名校；甲地成绩不错的学生上三本甚至大专，而乙地成绩不咋的却能上一本这么一个明显不公平的现象。而这种明显不公平的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就因为制定高考政策的“顶层”，家人都生活在这些优越城市。换句话说，这样的政策对“顶层”的后代更为有利。

　　网络上有一个案例，说一名湖南籍农民工，偶然间和建写字楼的设计师聊天，发现他俩竟同是1999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该民工当年考了523分落榜，而设计师当年在北京考了421分却上了沈阳建筑工程大学，导致如今两人社会身份的迥异。

　　估计正是因为全国统考所带来的明显不公有违社会伦理，教育部才换个方式，让各地自行组织高考，以“不同试卷，分数不具备可比性”来缓解各地考生因直接对比所带来的刺激。但这样的改变，其实是利益集团掩耳盗铃。今年高考之后，社会对“高考不公”问题的反响也是创历史性的强烈，以至于有人专门研究出全国考生上名校的几率，发现安徽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个人能上北大，而北京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人可以上北大。有人算过，北京考生上北大的机会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贵州考生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而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更是全国考生平均数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274倍，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实际上，北京大学已经成了北京人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已经成了上海人的复旦大学。可这些名校的经费，却是由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央埋单。也就是说，全国人民供养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却成了北京人、上海人的大学。很明显，这是名副其实的穷人供养富人，是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赤裸裸的掠夺。

　　教育资源优越的地区，上大学更能受到照顾；而教育资源贫乏的地区，考生却受到政策歧视，这估计也是“中国唯一”，明显违背现代社会伦理。正因为大学招生中存在着的诸多明显不公，才导致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高考移民”现象，教育部每年还好意思打击“高考移民”，我真为他们害羞。如果政策讲究公义，不去人为地制造“高考不公”，还存在“高考移民”问题吗？教育部打击“高考移民”，实际上还是在玩“只许官府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一套。

　　有关高考改革话题，袁贵仁面对媒体总是支支吾吾，反映出下一步出台的改革方案将依然是“见不得人”的玩意儿。

　　如果教育部果真践行胡总书记“权为民所用”精神，而不是“权为利益集团所用”，就应该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立场上，将公平放在首位去实施高考制度的改革，对所有地区不偏不倚，而不是仅站在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上海的立场上去思考全国高考改革的问题。

　　笔者以为，最为公平的高考改革，应该是各大学以同一个尺度在全国录取新生。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恢复此前的全国统考制度，同时取消目前向各地分配名额的做法，让每一所高校，都能在全国范围内按照考生成绩择优录取新生；让全国每一位考生，都能按照自己的考分和意愿选择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