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扩招背景下，不竭生源转眼成了幻象，招生寒冬所刮来的凛冽寒风，已让部分高校冷得瑟瑟

    前些年，是副省长请高校校长吃饭，希望学校能多给些招生指标。现在，是高校想请副省长吃饭，希望能照顾些生源。

    中国青年报之前有报道指出，短短几年间，有些高校招生形势已是冰火两重天。大规模扩招背景下，不竭生源转眼成了幻象，招生寒冬所刮来的凛冽寒风，已经开始让部分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冷得瑟瑟发抖。

    生源危机，在2011年竟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现象，让部分高校头痛不已。真的是中国高校太多生源不够吗？仔细分析又会发现事实并不尽然。

    多种情况表明，中国的家庭和孩子对中国高等教育开始“用脚投票”，他们的选择酿成了这场危机，而这场危机正在倒逼中国高校改革。

    生源危机凸显

    观察近几年教育部发布的各项数据，可以发现，两股力量的合力成为导致生源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适龄受教育人口不断减少；而另一方面，自1999年以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大学的招生规模翻了好几番。

    这样一减一增，使得生源矛盾开始凸显。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1999年我国开始大规模扩招，扩招元年，全国高考人数为288万人，此后年年攀升，一直攀升到2008年的1050万人的最高点。但随后，全国高考人数开始持续下滑，一直下落到2011年的933万人，3年间减少了117万人。

    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新生录取规模却屡创新高，从1999年的160万人持续增长到2011年的675万人，录取率则由56%增至72.3%。

    此消彼长中，拐点已经在2008年出现，正是那一年，生源开始由最高点持续下滑，录取规模却仍在持续增长。

    从单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来看，变化趋势也大体如此。如人口大省山东，2008年高考报名人数达78.1万人，随后几年连续下降，2011年为58.7万人，比2008年减少近20万人。

    与此同时，山东省的招生计划却在逐年增加，由2008年的43.7万人增长至2011年的48.4万人，增长4.7万人。

有数据显示，2011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共录取考生50.1万人。也就是说，山东省的高考考生规模与录取规模几乎快要画等号了。

    更令人忧虑的是，适龄人口减少与高校扩招这一主要矛盾仍将持续。1999年，全国小学招生2029万人，然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降到1691万人，11年间减少338万人。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这些年，受学龄人口下降因素影响，义务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也在持续减少。2010年，小学在校生规模已经跌破1亿人，为9940万人，比上年减少130余万人。

    而另一方面，在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划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生源危机导致一些院校招生困难。一所三本院校分管招生的副院长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8年和2009年，他们学校第一志愿的录取率还是100%；但2010年下降了两成，2011年更是猛降了五成，“最后是通过不少‘技术处理手段’才勉强完成招生计划”。

    这也导致院校一再降低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以山东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该省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2008年为220分，2009年降到210分，2010年降到190分，2011年更是降低到史无前例的180分，线下考生仅剩3000多人。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告诉本报记者，为了缓解生源萎缩，2011年，江苏试行民办高职和少量公办高职注册入学制度，这样彻底去除了入学门槛，让这些院校一度感到欢欣鼓舞。

    单强说，试行以后才发现，这些院校好一点的能实现计划数的50%，差一点的才30%，最终录取人数实现了计划数的百分之七八十，“录取完了以后，大家都不愿意透露最后报到的学生数，因为数据太不光彩了”。

适龄人口减少与高校扩招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出现数量上的拐点，即高校太多，适龄孩子太少？

    单强认为，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的高校不算多，生源不算少。他说，美国目前有4000多所高校，平均7万人就拥有一所高校，但中国只有2000多所高校，平均43万人才拥有一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僧多粥少是误解。数据显示，从高校入学率上看，美国为82%，英国为63%，但我国在2010年仅为26.5%。“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每10万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大概是7%，而很多发达国家超过20%，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单强说：“从根本原因上看，是现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无法满足期待，一些层次相对较低的高校没有建立起品牌和声誉。”

    这种反差导致中国的家庭和孩子开始“用脚投票”，2009年，教育部在公布当年高考报名人数时，顺带发布了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人弃考的消息，这占到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近1/10。

    这84万人中，除了一部分学生因为成绩太差、家庭贫困自动放弃外，还有一部分因自觉考不上好大学而放弃，另有一部分学生则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或去港澳地区上学。数据显示，84万名弃考高中生中，有21.1%的学生选择了留学。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1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选择留学的人数有望达到35万人。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和海外本科生生源地，2011年，美国在华录取的本科生数量超过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韩国与印度的总和。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留学的并非差生，大部分都是优质生源。如2011年，北京4名高考状元全部选择香港高校，2011年香港大学录取的17名状元中，包括11名省级状元和6名市级状元。另有数据显示，2011年，内地赴香港参加SAT考试的学生达6000多人次。

    近年来，就业难增加了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也使得“上大学无用论”甚嚣尘上。中国青年报报道《读书改变了什么》就记录了一个案例：一个陕西农民为了儿子上大学备尝艰辛，付出巨大，当儿子大学毕业后，他却吃惊地发现，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

    熊丙奇也表示，如果大学没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来保证培养质量，那么，文凭的价值就会降低，社会不会认可。既然这样，出于理性考虑，他们当然不愿意去上差的院校。 　

突如其来的生源危机，也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忧虑与思考。

    熊丙奇认为，生源危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反而是个机会，可以借此推进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比如加大办学自主权，根据需要设置学科和专业，同时实行学分互认等制度。

    单强则表示，面对生源危机，高职院校应从自身找原因，当前的部分高职院校缺乏办学特色，与现时代经济发展、社会需求脱节，培养不出专门领域的高级技能人才，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都大打折扣。

    单强以他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院近几年招生不错，但我们不能等到生源继续锐减才做改变，所以最近三四年做了很多改革，比如教学全部实行项目制，软硬件配置上也做了改善。同时，我们也在与招生对象学校建立伙伴关系，把我们学院好的理念和项目传播到这些院校去，增加我们学院的吸引力。”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孙毅颖也证实，北京的几所高职示范校在自主招生时还是挺受欢迎的，一些示范专业的录取分数也很高。“这些院校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合作办学，将供求结合起来，再加上北京的投资力度也很大，即使面对生源危机，他们也还是不太愁的。”

    然而，单强也看到，面对生源危机，一些民办职业院校不是在着力于改变质量，提升品牌，而是从营销角度考虑，不断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和降低学费，“广告支出增多，学费降低，只有一个后果，就是在办学质量上的投入越来越少，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结果是这些院校越来越不受欢迎。”

    熊丙奇多次谈到“高校破产”，他认为“破产”已然出现，比如一些实行非学历教育的机构已经出现倒闭的现象，有些学校也已经被其他学校接管，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