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简称《纲要》）正式公布。此前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出的“将制定来京务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打造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绿色成长通道”等内容均被删除。

  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版《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这被认为是教改的亮点之一，体现了国家直面教育公平问题，努力扩大教育公平的决心。晚于国家版《教育规划纲要》出台的北京《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到的相关做法，虽然只是对国家教改的对接与落实，但同样也被认为是北京教改的亮点，反映出北京作为首都的开明与大气。而现在被删除后给人的感觉是，地方在推进这一改革时面对巨大的阻力，在打“退堂鼓”，国家教改能否落实悬念倍增。

就在前不久的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时间表不会长。这就让人困惑，北京既然已经准备推进异地高考，怎么却取消“随迁子女在京读高中”的条文呢？要知道，《纲要》是统领到2020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这一删除，在未来10年，北京还怎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高中阶段学习和高考呢？

令人困惑的还不止这些，3月24日，教育部有关人士表示，“异地高考”正在调研，制定工作方案，但目前还没有出台的时间表……

这究竟怎么回事？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在笔者看来，对于异地高考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国家教改和地方教改的关系并没有理清，由此导致目前的困局。国家想交给地方试点，但地方不愿接手，改革就这样被耗着。

其实，地方教改出现这种变化，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公众对大城市、发达地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带头推进教改，促进教育公平，但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的是本区域内的教育问题。构思未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站在地方立场而不是从全国角度去考虑几乎是必然的。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会遭遇城市外来人口的不满，会引起舆论的质疑，但却由于“照顾”“本地人”的利益，而有不少的支持率。

明确哪些是国家层面推进的教改，哪些是地方可操作的教改，由此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把国家层面推进的教改，交给地方试点，这是地方所难以完成的任务。解决异地高考就是国家层面的教改，根本不可能靠地方试点完成。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推进异地高考，都涉及全国范围内的组织、录取资源调配问题，这不是地方所能完成的。因此，在近期有关异地高考的讨论中，笔者注意到，有多位地方行政官员明确提到，这是全国性制度，不是地方所能解决得了的。包括已经启动异地高考试点的重庆，当地有关负责人告诉媒体，他们没有具体的方案，而理由是“异地高考涉及流入地流出地的协调，需要教育部全国层面的统筹，且改革办法涉及高考制度的公平、公开、公正，地方上不敢轻举妄动”。

与异地高考问题类似，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制定大学章程等等，也是国家层面的教改，不是一地、一校的努力就能做到的。如果地方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对于不属于地方管理的教育部直属大学，该怎样处理？如果由学校自己制定大学章程，这样的大学章程分明只是校规，而不可能成为学校的宪章。从目前的教改推进看，存在着国家层面教改和地方教改模糊的问题。已经启动的500项教改试点，都由地方或具体学校推进。其中，有一些改革试点，单从他们承担的改革所涉及的利益调整看，基本上就宣告了改革试点的作为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