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媒体密集关注公务员的收入，让公众得以更近距离地了解这个群体，“围城”效应也正在公务员系统内部上演。其实，上述“80后公务员”的自述并不新鲜。前些年，媒体集中报道过高校年轻教师的收入低，一些“青椒”们也是现身说法，字里行间充满悲情。

说实话，收入低不只存在于公务员这一群体，媒体、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很多行业的年轻人在起步阶段，其工资都不可能很高，成为领导、进入管理层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对别的行业从业者“看的都是600万元以上的房子”、“账户里至少7位数”等描述，显然也有夸大之嫌，毕竟，任何行业总会有高、低收入的差距。更何况，在某个行业能否实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还涉及年轻人个人的能力和机遇，不是每个年轻人换种职业就有成功的可能。

2012年，一个月工资2500元的“困惑的小公务员”给绵阳市委副书记张锦明写了封信，表达了底层公务员关于职业理想的困境，张锦明在回信中开导对方：“四川省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国都是不高的，去年刚过3万元大关到31489元，你的工资应该也接近全省平均数。任何财富的分配都要受到过去分配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积累效应的影响，目前你的工资是我的一半多，你的工龄是1年，而我的工龄是38年，你叫我情何以堪？对比理论和实践，亲，我觉得目前看你的工资水平在四川应该是比较公道的。”

我们这个社会对成功的理解，以及职业幸福感的丧失，一种常见情形就是喜欢拿别的行业一些突出的甚至是极端的优势，和自身劣势相比，而不是基于自己行业的整体现实。工资收入的比较，也不是基于行业内部的薪酬体系，以及周围大部分普通同事的收入，这种选择性的比较显然会造成心理失衡。在这种落差下，乐观、理想、坚守、奋斗等成功所需的最基本条件，都被急于获取物质富足的欲望消磨得一干二净。何况，高风险者高收益，低风险者低收益，普通公务员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也决定了这个群体很难有多高的收入。

当然，笔者并不是在此宣扬安贫乐道。工作都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这是个资源开放、人才流动的时代，公务员队伍并非只能进不能出。媒体也没必要去过分地渲染“小公务员”群体低收入的悲情，因为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低收入的群体，但也有很多人仍在坚持着，努力着，而不是一味埋怨。